採訪周金亮時，MCO3.0還沒有來到，疫情看似緩和了些，他和大多數重返辦公室的人一樣，喜滋滋地回到睽違多時的“音樂通勝”錄音室，一邊緊鑼密鼓地給前年洽談好的中國山東沂南旅遊推廣活動錄製音樂demo，一邊叨念辦公室內積塵太厚東西太亂。
──嘴裡嘮叨，眉宇之間卻是歡喜的，打自心裡覺得辦公室是前所未有的可愛，可以如常上班的日子是如此的可貴和美好。
“音樂通勝”創立近20年，“通勝”就是那本通行華人民間、包羅萬有的通書，因避忌諱又名通勝。取這個名字，是因為周金亮覺得錄音室像一本音樂老黃曆，記載了有關音樂的種種，至於英文名“Musictoxin”，既是音譯，同時也別有涵意，“音樂像毒素，但對我來說，它是美麗的毒素，我已經上癮了！”
錄音室裡有一把吉他，拍照時周金亮抱著吉他隨意撥了兩下，音色明亮，像有一把陽光曬落在身上。他擁有的吉他當然不止一把，“至少有8把，每一把都有名字，翅膀、受傷、空心等，每一把我都愛不釋手。”
每一把吉他，都有一個故事，譬如“受傷”是一把西班牙手工古典吉他，價值不菲，是周金亮學古典吉他時夢寐以求的一把吉他。“要價萬多塊，我一直不捨得買，60歲生日時搞了一場演出，特地向開吉他行的朋友借來玩，沒想到被一位參與演出的年輕人不小心踢破，我不好意思還給朋友，只好買下來，所以我就突然間有了一把很好的吉他，每天都用它練習兩三個小時！”他展露出一貫的招牌式燦爛笑容說道。
另一把叫“翅膀”的吉他，老拍檔張盛德對它情有獨鍾，周金亮就把吉他賣給了他。“說起來，我的吉他不曾送過給人。”他側頭想想，自言自語地。
頓了頓，接著啞然笑道：“有時候會有一個念頭閃過──我死後，這些吉他要給誰？錄音室要怎麼辦？”
雖然只是一閃而過的一個念頭，但周金亮還是認真思考，在心裡有了一個譜。“兩把最貴的吉他應該會留給兩個孩子， 他們都會玩吉他，但純粹是玩而已。其他的吉他，可能會送給跟我一起玩音樂的朋友吧，再不然就留在錄音室。”
錄音室的問題則要比吉他複雜得多，“兩個孩子都在上海，不在這裡，即使他們在大馬，他們也不需要錄音室。錄音室的裝修花了幾十萬，器材又是幾十萬，要送人，人家也不敢要。要不要賣掉？不賣的話，也許可以捐出來，找一票音樂人組成一個委員會，用半公益的方式經營，幫助喜歡音樂的年輕朋友完成夢想。到時候，吉他也留在這裡，讓有需要的人借用。但這個也要有人願意去做才行，我還不敢跟朋友提，責任重大啊，誰要幫你做這種事？！不過不是不可能，它是可能的，只是我的想法還不夠成熟，我還在構想一個完美的方案。”他絮絮叨叨地一口氣說道。
這些問題，以前不會去想，因為現代人的生活就是忙茫盲，直到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全世界停擺，命格再勞碌的人也得暫時停下來，生活偏離常軌後，人就會想東想西，想一些平日不會想的事，譬如，人不在了，吉他要留給誰？錄音室要怎麼辦？
再想深一點──為什麼要寫歌？生活的意義是什麼？一旦生活恢復正常，往後的日子我要怎樣過？
疫情重創娛樂事業，這一年來圈中人幾乎是人人沒工開，但周金亮是不折不扣的樂天派，遇到逆境時，他總是可以“在一堆壞事中找到一點好事”。
“這一年，我休息得很夠，得以讓身體恢復一些狀況，”此乃第一件好事，第二件好事則是，“經歷了MCO（限行令），我開始明白，人不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很忙生活才有意義，再說，匆忙中做出來的東西未必好，你只是錯覺以為很好而已。沒有沈澱，沒有好好思考，是做不出好東西來的。”
以前，周金亮說過“要寫1000首歌”，現在，他有點難為情地搓了搓手說道：“那是我年輕時亂亂講的話。”來到現在，他說，只要把手上的東西做好，做音樂時思考更深入一點，那就夠了。
■放慢腳步，休養生息
周金亮今年66歲，6年前，也就是60歲生日過了不久，他就知道自己有高血糖。
以他的個性，只要還能工作，就算是三高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工作起來照舊沒日沒夜，吃不定時，錄音師送他一台血糖檢測儀，他也從來沒有拿出來用。
就這樣過了幾年，直到去年，從上海回來的女兒幫他量了血糖，乖乖不得了，正常人的血糖值是5mmol/L，他卻高達19～20mmol/L！去看醫生，醫生不敢開藥，寫了一封信叫他去政府醫院。轉看政府診所，醫生還是不敢開藥，召了救傷車，火速把他送去沙登醫院。“當時我心想，有那麼嚴重咩？！”他擠了擠眼笑道。
到了沙登醫院，醫生給他打了兩支胰島素，再配合藥物，血糖才慢慢降下來。確診糖尿病不久，新冠疫情就節節升溫，全國實施限行令，他也趁機宅家休養生息。
一對子女都在上海，家裡只剩下他和太太，那幾個月裡，三餐有太太細心照料，身體得到充分的休息，血糖也成功控制在理想範圍內。
回想當初知道血糖飆高至危險水平時，周金亮說自己並不害怕，也沒有感覺到死亡的威脅，“因為那陣子人精神得很，過後，才慢慢瞭解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併發症，給自己帶來傷害，也給家人帶來痛苦。”
他是虔誠的佛教徒，人生走到這裡，他常說自己已經無欲無求，對死亡也沒有忌諱，但確診糖尿病後，還是無可避免地反覆思考了更深層的生死議題。
他放下幽默，眼神微微沉了沉，低聲說道：“我們華人說五福臨門，五福裡面，最難求的是後福，也就是第五福‘善終’。如果真的要求，就求後福吧，希望可以活得有尊嚴，死得有尊嚴，不是為自己，而是不想拖累太多人，不要讓身邊的人跟著自己受罪。這是我和太太都希望的。”
■做音樂很開心，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
宅家避疫的這一年來，周金亮也在關注中國流行音樂，一遍遍聽朴樹、野孩子等人的歌，“他們的歌力量很大，因為他們的音樂關乎生命，關乎土地，他們寫歌，不是為了拿獎，不是為了討好市場，更不是為了賣歌。”
那我又是為了什麼寫歌？他反覆詰問自己。
“這個問題以前沒有想過，現在回想，我做音樂，是為了滿足我對音樂的好奇。為什麼這首歌這麼好聽？為什麼這首歌這樣唱？從很小開始，我就常常這樣想，慢慢自己開始寫歌。我喜歡音樂的真正原因，是音樂帶給我想像和好奇，這就是我做音樂的初心。”
很多人敬佩他對音樂不離不棄，他淡然笑道：“我堅持（做音樂），不見得我就比其他人偉大，我只是做自己喜歡的事，開開心心的做，讓那些跟我選擇同一條路的人也開開心心地做。”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多麼的幸福，因為寫歌讓我開心，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句句發自肺腑，讓人動容。
說到這裡時，他突然憶起事業跌到谷底時車子被拖走的陳年舊事。“那時候我在給‘與愛相髓’公益活動製作紀念專輯，為地中海貧血症孩童籌款，一天，成員們到錄音室給我打氣，突然有人跑過來問我，老師，你的車壞了嗎？為什麼被吊走？我馬上衝下去，原來是銀行叫來的，說是拖欠車貸，要把車吊走。成員們也跑下來，看到這一幕，知道我的經濟有問題，大家就出錢幫我把車贖回來。”
周金亮說得妙趣連連，惹得我們哄堂大笑，笑過後，心裡卻是暖烘烘的。
他頷首微笑，說道：“因為做音樂讓我開心，所以所有的痛苦都不是痛苦，現在回想，記得的都是這些開心的事。”
■孩子，曾經讓我最快樂的人！
周金亮20歲結婚，34歲到吉隆坡闖音樂路時，一對子女已經上小學，屈指一算，今年大約40出頭了吧。
說起孩子，他的笑容比平時多了一分慈愛寬厚。他說：“孩子們擁有的已經夠了，他們知道自己要什麼，也有他們要追求的理想，我不需要留給他們什麼，事實上，我也沒有多少錢可以留給他們。”
他認真地想了一下，說道：“如果真的要說，我希望可以留下歡樂，希望孩子想起我時覺得快樂。”
“認識我的人都說，周金亮是一個開心的人，我跟孩子在一起時也特別開心，不管他們帶我吃任何東西，我都開心，很誇張的開心。我不是刻意的，是真的很喜歡吃，他們知道我喜歡吃，就會帶我去吃我喜歡吃的！”他揚起眉毛，加強語氣說道。
“我希望孩子知道，在我有生之日，他們已經盡了他們作為孩子的本份，讓我這個爸爸很開心。他們做的任何事，包括請我吃飯，帶我看電影，或是買東西給我，我都非常開心。我的快樂，是孩子給我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我希望你們記得，曾經讓我最快樂的人就是你們。”
除了有兩把吉他，他的音樂創作也將歸孩子所有。“我留下的歌，也許日後會帶給他們一點點財富，但那個不重要。寫歌就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歌寫了出來，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會有什麼因緣，那是歌本身的際遇，我們控制不了。”
■記得我這個音樂頑童
不管在台上台下，有周金亮在的地方，就有笑聲，是以樂壇人士給了周金亮一個綽號，叫“音樂頑童”。周金亮笑說他很喜歡這個綽號，百年後，希望自己留下的也是“音樂頑童”的樣子。
“我的朋友，我的合作伙伴，還有和我在音樂路上不期而遇的人們，如果有人想起我，希望他們記起的是一個會讓人笑和開心的人，希望他們記得，和周金亮在一起很開心，即使面對困難，但周金亮講的笑話化解了很多憂慮。”
他感性地說道：“有一天我離開這個世界時，我會問自己有沒有留下遺憾，答案肯定是有，但希望不會太多。從現在開始認真思考，應該可以避免留下更大的遺憾。”
“我也做過很多不對的事，對不起很多人，來到現在這時候，身體還算健康，也開始想到人生後面的日子，常感生命無常，希望有一天我離開後，那些喜歡我和不喜歡我的人們，他們偶爾想到我時，會記得周金亮的笑聲很開朗，笑話很好笑，這樣就夠了。”
■哪天你不在了，你最想對哪幾個人說哪些話？
“生命中有很多恩人、貴人，還有覺得虧欠的人，要講也講不完，所以，我只想對太太講，很簡單，3個字，我愛妳。
“她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20歲就結婚，現在我們是老夫老妻了，經過那麼長的時間我們還在一起，那是因為愛。如果不愛，MCO期間大家朝夕相對，一定天天吵架了！
“我是一個做音樂的人，也是一個感性的人，但我對她卻沒有表露過太多感性，忙音樂的日子，我回家就是休息，要不就是埋頭寫歌，MCO讓我們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看到對方身上一些以前我們忽略的東西，也讓我覺得，我要感謝她的地方太多了。如果只能說一句話，那就是我愛妳。”
如果由你寫自己的墓誌銘，你會寫什麼？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只是我深愛音樂。
心在哪裡，辦公室就在哪裡！ 